信息公開是公民行使知情權和監督權必的然要求，也是建設“陽光政府”的前提和關鍵環節。《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》（以下簡稱《實施條例》）在政府采購法的基礎上，細化了公開透明原則，完善了公開機制，豐富了公開內容，為我國政府采購信息公開制度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對比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》（以下簡稱《公開條例》），《實施條例》的出臺之于我國信息公開法治建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。

彌補了《公開條例》在信息公開方面的不足

關于政府采購信息，《公開條例》規定的公開內容僅限于“政府集中采購項目的目錄、標準及實施情況”。在公布的范圍上，不包括分散采購部分，從各地公布的基本情況以及政府信息公開年度報告來看，很少涉及與集中采購項目相關的具體信息，這既不便于公眾了解政府采購基本情況，也不能滿足社會監督的需要。

《實施條例》在公開事項上不吝筆墨，要求所有政府采購項目信息（不但包括集中采購項目，還包括分散采購項目）都應在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指定的媒體上發布。采購項目預算金額達到國務院財政部門規定標準的，政府采購項目信息應當在國務院財政部門指定的媒體上發布，并且以“采購項目流程”為主線具體細化了政府采購法采購公開透明原則，豐富并完善了政府采購信息公開內容，以便于社會公眾監督，營造公平、公正的競爭環境。

雖然二者同為行政法規，但《實施條例》的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《公開條例》關于采購信息公開制度的承接，使采購信息展現的更加立體和全面，必將有利于彌補《公開條例》在政府采購信息公開方面的不足。

以采購信息公開助推法治政府建設 

將權力關進籠子是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議題，也是諸多控權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，作為法治政府重要特征的有限政府、廉潔政府、誠信政府和服務政府的實現亦與此息息相關。

目前管控權力的途徑通常有三條，即政治（人事任命）、預算（財物）和法律（實體和程序）。伴隨著預算法制化的浪潮，這三條途徑逐漸合并為兩條。然而，無論形勢怎么多變，對公權力機關財權的控制永遠是法治政府建設的一個重點。

鑒于政府采購在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,加強財政支出管理,硬化預算約束等方面的作用，政府采購規范化自然是控制財權的重要切入點。然而，規范財權不但需要源頭上的預算控制，同時也需要對采購人如何使用財政資金的行為進行規范，從異體監督（人大預算監督）逐步深入到采購流程內部，通過信息公開進而使采購行為接受“陽光”的曝曬，《實施條例》通過不斷豐富完善采購流程中的信息公開將流程控制落到了實處，憑借采購信息公開這一抓手織起了一張規范采購權力行使的網絡，進而有效管住政府采購領域內“亂伸的權力之手”，必將有助于推動法治政府建設。

有助于促進信息公開統一立法 

目前，我國并沒有統一的信息公開立法，而過去傳統的政務公開在公開內容上有著隨意分散、機制上可持續性差、后續監督機制乏力等問題，以致于很多地方的政府官網變成了“僵尸網站”。自2004年國務院頒布《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》提出通過政府信息公開建設陽光政府以來，政府信息公開建設穩步推進，2007年，《公開條例》的頒布，明確了政府信息公開的義務主體、公開范圍、方式和程序、監督保障等內容。然而，從《公開條例》的第二條規定來看，此處的“政府信息”僅限于“行政機關”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，一定形式記錄、保存的信息。與信息公開法治建設的要求相比，此處公開義務主體范圍顯然有限。

《實施條例》在適用范圍上，繼續沿用政府采購法的做法，涵蓋所有“使用財政資金的”國家機關、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。適用主體范圍之廣遠非《公開條例》可比。雖然《實施條例》僅限于采購信息領域，但從適用的主體范圍上，這無疑是在政府采購領域統一信息公開立法的成功嘗試，通過對政府采購領域內建立統一信息公開機制的探索，必將有助于從整體推進今后我國信息公開統一立法。

在信息公開法治建設背景下，對比《實施條例》與《公開條例》等信息公開制度，如果說傳統的政務公開是政府信息公開的1.0版，隨意且缺乏制度約束，那么2008年《公開條例》的實施開啟了2.0版，而《實施條例》雖然僅限于政府采購領域，則開啟了我國政府采購信息公開法治建設的3.0版，《實施條例》通過不斷完善采購信息公開機制，制度建設上的前延后伸，實現了信息公開的全程覆蓋。同時《實施條例》不但讓公眾能看得見，而且也要讓公眾聽得懂，能監督，其對于我國信息公開法治建設的積極意義不言而喻。